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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汝纶在曾、李幕府事-六尺巷文化


01
曾(国藩)幕
吴汝纶①进入曾国藩的视野是由于同乡方宗诚的推荐。方宗诚,字存之,桐城鲁谼人,太平天国运动刚结束之后,他应曾国藩邀约,赴两江总督府修撰《两江忠义录》。同治三年(1864)十一月,吴汝纶到南京参加江南省乡试,得中第九名举人。过去有“行卷”的做法风雨官道,即在考前把自己的文章呈给名宦方家展读,希望得到指点和宣扬。方宗诚把吴汝纶的文章荐于曾国藩看,曾说:这样的文章如果还选不上,那考官真是瞎了眼。

次年的京城会试,吴以进士第八名登第,授用内阁中书。这是一个掌管内廷秘书工作的职位,如果一切顺利,可以在历练几年后外放地方州任政一方。但吴汝纶并未实际到任,因为曾国藩很快就将他请调外任两江总督府幕吏。曾国藩日记中有记载,说这个才26岁的新科进士古文、经文、时文都卓然不群,是个异材。一方面幕府需要精通文事的文案专吏,陈康堤后来的曾氏奏疏大多经由吴汝纶草拟,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想造就他,尤其对出自桐城的青年才俊曾氏似乎格外垂青。
这其中有个故事,曾氏问他从于何师,吴说只受家父庭训。曾氏立刻请来他的父亲吴元甲作家庭教师,教授曾家公子。但时间并不长,吴元甲实在不习惯侯门生活,自请回家了。
曾氏常与门下弟子彻夜长谈,教以读经为文之法,有时到了口干舌燥、舌条僵硬的地步。曾国藩深受姚鼐文学理论的影响,服膺姚氏义理、考据、辞章的主张,他认为文章以“义理”为先,重考据、重辞章皆可,都能阐发经义,弘扬圣人之道,而明晓“义理”必须贯通经史,并出之以“经(国)济(民)”之用。曾国藩把文章之学作为修身、教化、平理天下的核心门径,是道统与文统的统一。在曾氏门下,吴汝纶受益颇多,是他学问思想最为精进的时期。吴曾经感慨“太折磨人了”,也自此服膺曾氏,诚心尊他为“业师”。
对于曾门弟子,曾氏最看好的是张裕钊和吴汝纶。后来这两人都在仕途上无所成就,却在学术上独标一帜,是不是慧田勤耕,学问之树繁茂,已容不下其它的野草杂树了?主从之间相与甚密,作为曾府中当时最年青的幕僚,曾氏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次单独与吴汝纶“久谈”的事,外出巡游、转战大多有吴相随,重大决议常咨取于他,有时二人纵马扬鞭,争捷斗胜相思的债简谱,“其意气之盛,岂复有度量”。②

吴汝纶旧照
曾国藩也是积极为吴汝纶谋求仕途出路的。在同治六年(1867)曾氏为吴汝纶保举了一个正六品的“内阁侍读”职衔东港宋老六。曾国藩奉旨剿捻,转任直隶总督时,把吴带在身边,又保举他一个直隶州同知候补的职衔,同知是知州的佐官,最终他被批授直隶州知州候补。不到五年的时间内,吴汝纶从一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晋升至正五品,其官阶进步是神速的,这是他后来在李鸿章幕府下转任深州、冀州知州及天津代理知府的政治基础。
吴汝纶对于曾国藩有着诚挚的感恩、膜拜之情。在曾氏回任两江总督时,吴汝纶要求追随他调任江南,但被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留下,李说,既然已是直隶州候补,不便调往它处。出于对吴汝纶政治前途的关照,曾氏同意了。
但吴依然陪送曾氏南下,并回乡探亲。同治十年(1871)春才奉父母、携亲眷北上候任,于该年六月得实授深州知州。同治十一年二月,曾国藩去世,吴汝纶深感悲痛,他认为曾国藩“非一世之人,千载不常遇之人”,③对于他的辞世修仙童养媳,“上以为天下恸,而下以哭其私”。当初“贫不自存”的寒家子弟,“相君爱上,甄录在门,弘我道义,博我艺文,沾以微禄,使荣其亲”④的恩德感戴在心我要做首辅,尤其曾国藩临终之前写给他的洋洋千字的书信,教以为政之道,告以“无废学为要”,吴每每读之,皆涕泪交加。他致信李鸿章,请求赴南京吊唁,没被允准,但仍然委托家人奉重仪致奠。
曾国藩的训育深刻影响了吴汝纶,在后来的为官、从教生涯中,都在践行着曾氏的思想和要求,直至清季之末苏泊尔陶晶炒锅,时势迭新,吴汝纶才走出一条自我求索的道路,但这背后依旧有曾氏经世济时的情怀的鼓动。
在深、冀二州期间,他似乎不是一个主政一方的行政大吏,俨然一名教父,以兴教化民为施政首务,致使地方士民忘其吏使身份,而“推为大师”。因为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时说过,“燕赵慷慨悲歌”,“盖有豪侠之风”,其质“可与入圣人之道”,“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”孙铭鑫。⑤他意图通过倡导士人力学而加强社会教化,以此作为治政要方。其后主讲莲池书院,他招揽直隶诸州才俊之士,讲授经义,教以曾氏古文义法,于北地大开重学崇文之风。
02
李(鸿章)幕
从同治九年(1870)曾国藩回任两江李宗瑶,吴汝纶留任直隶以来,他的仕途再无升迁。虽然有几次受人荐举加授荣誉职衔,都遭吴拒绝。天津道台吴毓兰说要保他一个知府的职衔(从四品),他当面推辞。吴毓兰说文案已报上去了,吴汝纶当即到直隶督府,找出相关文案,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划去。
吴汝纶在冀州劝赈期间,天津观察使胡云楣要为他申请嘉奖,吴反语相激:“君岂收我为门生耶?”其实吴汝纶当初对于仕途是有所寄望的,对于自己的行政才能也是颇为自信的。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说:“以吾自揣才力,视今之州县之有名者,未肯遽让,即视今督抚司道,吾亦无甚愧焉,而久于州县,则意颇不平,不平而不欲露,又不欲求人,则徒抑郁,终无能伸之日。”⑥
关于他的抑郁不伸,在其辞官主讲莲池后与李鸿章的一次交谈最能说明原因。李问他为何辞官,吴说“无仕宦才”,李回道:“才则有余,性刚不能与俗谐耳。”⑦吴汝纶自认是个“三无”之人,“无上交之才,无左右游扬之人,无冒耻干求之术”,⑧在朝中时有动议拟请提升新职时,吴并不到处走动谒见,次次都错失机遇,以致入官近二十年,“不进一阶,不加一秩”,时有拂衣江湖之想。所以对于前面所说的那些荣誉虚衔,吴是不屑领受的。这也影响了吴汝纶对待官场的态度,有了他后来与官场的断然割裂。

李鸿章
及至主讲莲池时,一些官员和学人还要为他请加京衔,并告知这是师相李鸿章的意见。吴愤激地说:“如当道诸公嫌我官职下,不堪任此讲席单田方,则我可即日辞去,又何必作此等转折?……若云宾主不相称,亦未闻主人延宾,必求与己敌贵之人。今师相贵极人臣,又安所得一贵极人臣者为之宾哉!”⑨
有学者考辨,吴汝纶对于李鸿章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一方面在李氏手下为官,对于“大官无知我者”、“孤立无所恃”的吴汝纶来说,这是唯一的依托,始终保持着主使宾从的尊敬态度,称其为“师相”,对于李氏交托的事务,尽力不予违逆,“若有命召,亦必速往,决不置身事外”。⑩另一方面又谨慎地保持距离,虽然李鸿章也很赞赏他的才学、识见盈滢,并声言“机要疏牍,必就咨视草于吴”,⑾几次暗示他回任幕吏,都予婉言谢绝。
而李鸿章也未有如曾氏那样专意荐举他。对于“专门做官”的李氏,吴汝纶似乎是找不到知己之感。他需要的是真正赏识自己、栽培自己的人史蒂夫旺达,所谓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书生意气终其一生不能消解。不过对李氏他还是报以尚师之情的。在李鸿章甲午挫败,时论汹汹,大受物议之时,吴汝纶却竭力为他辩难,甚至直隶布政使陈宝箴直斥他为李氏“孝子慈孙”,他也绝不畏缩。

当然这并不表明他对李鸿章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持赞成的态度,作为李氏近臣可能更了解他签约《马关条约》及后来《辛丑条约》的苦衷。他写诗为李鸿章张目:“少时敏手事澄清,老作中朝万里城。”⑿又于莲池教务之余,精心选编李氏文稿,欲图立其言存世,以免遭后世所谤。在李鸿章去世之后勋晶吧,李氏子李经方重金请他南归,专修李氏全集,他慨然而从。只因后来被强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而罢之。其君子作派是令人敬佩的。
吴汝纶正是自李氏麾下辞官从教的。除前述因由,也和他面临的物质困境有很大的关系。吴既不善钻营,又无营生之术,不贪不墨,一年80两的俸银和80斛的俸米加上养廉银,对于举家迁居北地的他来说是不够支供的。不只是日常生活,还有官场应酬、人情往还、聘纳属吏、雇佣杂役等,常“得人周济”,至从冀州辞官时,欠债也“未能清结”。
在深州任上,父亲去世,吴汝纶无资力归葬,情不得已向李鸿章开口要钱。他哀叹:“三年薄宦,不名一钱,老母就衰,无以为养,势之无可如何!”⒀在父母亲去世守孝期内仍不得不出任衙职,为求升斗之禄。而莲池书院山长薪资有一年1600余银两,加以其三弟吴汝绳出任山东汶上县令,家族之中官不乏人,吴汝纶迫切希望解缚自放,故斗胆自荐莲池主讲。从此龙归渊海,全心全力开启了他心心念之的学术、教育活动孙斯阳,也以此铸就了他人生终章的辉煌。

总的来说,吴汝纶在李幕的命运是蹇涩难堪的,不似曾幕之下的快马加鞭,春风得意。但他断然的转型终使他回归本真,重新接续起人生的理想。

【注释】
①吴汝纶(1840-1903),字挚甫, 安徽桐城南乡(今枞阳县会宫)人,晚清古文家、教育家。历官深州知州、天津代理知府、冀州知州,后长期主讲保定莲池书院。晚年受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,赴日本考察新学,并创立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堂。
②吴汝纶《祭方存之文》
③吴汝纶《〈铜官感旧图〉记》
④郭立志《桐城吴先生年谱》
⑤曾国藩《劝学篇示直隶士子》
⑥⑧吴汝纶《与诒甫》
⑦贺涛《吴先生行状》
⑨吴汝纶《与范肯堂》
⑩吴汝纶《答潘黎阁》
⑾马其昶《吴先生墓志铭》
⑿吴汝纶《送李傅相出聘海外五国三律》
⒀吴汝纶《上张中丞树声》
主要参考文献:
1、施培毅、徐寿凯校点《吴汝纶全集》,黄山书社
2、郭立志《桐城吴先生年谱》,雍睦堂丛书
3、吴闿生《北江先生文集》,北京文学社
4、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,岳麓书社
5、徐世昌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
6、姚永朴《旧闻随笔》影印本,台北文海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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